产业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反思、动力与研究框架

Perkins(22)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真正重的问题,是对中国结构性转变的思考,Perkins列举了三个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城市化问题、区域发展问题和产业组织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主发达国家的复苏仍然十分缓慢,此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着出口导向性战略的转型,也面临着日益收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因此,如何使经济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文章将首先反思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历程,接着对未来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并尝试出一个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可持续发展;跨学科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各种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2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经济体都采取了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但仍未能将经济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经济在经历迅速反弹之后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从1%回落到7%的局面,社会各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这次调整是由非周期性因素导致的,是一种结构性减速,伴随着这一发展阶段的将是一系列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影响的新现象的出现,所有经济主体的观念和作为都将获得更新,这一切可以被简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金碚,215)。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需继续将改革推向深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质量。反思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模式,探讨产业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重意义。 
  一、 反思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政府主导模式 
  从中国转轨的历程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社会等各种事务无所不管,那些可以由市场和社会组织高效率完成的工作,也由政府进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开始逐渐取代政府的某些作用,政府职能转变被学界称之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见证了全能主义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78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广开始,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干预就逐渐消失了,之后则是发生在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利润包干、股份制,到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步降低,民营经济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高,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相比全能体制,政府在后全能体制下的干预程度和范围有所下降,但后全能体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大部分组织资源以及经济资源,这些资源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物质基础,而经济增长模式,甚至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后全能体制”下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主导、过度干预导致了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失衡现象的出现,“失衡下的增长”是“中国奇迹”的一个显著特征。 
  结构性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不同的结构性问题也存在相互影响、互相强化的情况。以持续下降的消费占比为例,在二战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11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都高于中国,214年只有阿曼(31%)的这一比重低于中国(37%)。导致消费比重过低的关键原因是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祁毓,21),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与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收入差距相联系。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投资,往往使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高资本收益,因此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较低的劳动收入占比是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联系在一起的(Daudey & Penalosa,27)。 
  许多结构性问题的产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获得实质性改善。虽然外部冲击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改善结构性问题的重力量,但大量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还是依赖中国采取主动、积极的行动。 
  二、 产业转型的根本推动力量 
  根据十八大的部署,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其次,使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再次,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产业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应该依赖何种力量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何种力量主导下的产业转型可以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较好地耦合? 
  1. 市场力量。为什么推动产业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原有产业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或者是原有产业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是由于资源、环境的约束更强,产业发展难以存续。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力量塑造的,那么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应该更多地让市场力量来推动产业转型(1)既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源于政府的干预行为,而政治体制和政府的行为模式又很难在短期中发生根本性转变,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力量就应该是除了政府之外的力量;(2)市场力量可以以一种“不近人情”的方式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可以较少地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并进而发挥“创造性毁灭”的力量。此外,在推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力量的发挥并不针对某个具体行业或者企业,而政府力量的发挥则依赖于各种差异性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力量更为直接,其影响范围更加广泛,政府力量的发挥则更加复杂。 
  但市场力量在推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并非没有任何成本。不论是产业转型,还是其他的改革措施,帕累托改进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因此一部分经济主体的福利必将因此下降。如果受损群体没有得到及时的、足够的补偿,那么产业转型或者是其他改革措施将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许多社会问题也可能因此而激化。 
  2. 政府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有强大的激励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结构问题也由此产生。既然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并且可以影响素的价格,那么政府就具备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物质条件。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政府的“十三五”规划中看到类似“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说法,这说明,各级政府仍然将产业转型视为自身重的工作。政府积极推动产业转型的可行性一方面源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比如土地资源),还可以影响生产素的价格,因此可以影响企业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用各种规制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生产活动的成本和收益,比如环保求、许可证制度等等。但政府是一个多目标行为主体,追求经济效率并不是其唯一的目标,从经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衡量,产业转型可能具有净收益,但如果加入其它目标约束,那么产业转型对于政府来说可能是一种成本大于收益的行动。 
  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行为可能会产生如下问题(1)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成为许多地区产业转型的主内容,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到许多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比如新能源产业,然而在政绩驱动下,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冲动远远大于产业转型的理性考虑,这很可能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的出现;(2)错误的产业政策。在信息收集、产业发展趋势、技术进步方向等方面,政府并不必然比市场力量更加高明,考虑到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的复杂性,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在推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可能制定出错误的产业政策。 
  3. 素禀赋。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素禀赋结构的变迁决定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技术进步过程。作为应用新古典框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代表性理论,可以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观点总结为一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以素禀赋结构及其变迁为基础。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价格机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各种素价格就可以充分反映出一国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企业据此选择使用相对丰裕的素进行生产(林毅夫,21)。 
  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成立的一个重前是相对完善的素市场,也就说,素价格可以充分反映素的稀缺程度,但由于政府的大量干预行为,中国的素市场是不完善的,许多学者对重素市场的扭曲进行了实证研究。比如盛仕斌和徐海(1999)、史晋川和赵自芳(27)、郝枫和赵慧卿(21)、陈晓华和刘慧(214)等。因此,用素禀赋结构变迁来刻画产业转型、推动产业转型,这种思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4. 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确切地说,推动产业转型的不是可持续发展,而是发展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是不可持续的现实导致人们对可持续的追求。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可以解决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的环境下,我们可以预期,新古典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的乐观估计比较容易变为现实。但是对于市场机制尚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的经济体来说,尤其是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说,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可以自动实现的过程。 
  对于中国的转型经济来说,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双轨”体制的存在。对于采用渐进式改革策略的经济体来说,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和各项改革的执行顺序事先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路线图,往往是首先解决瓶颈问题,或者是首先推行对整体经济影响较小的改革措施。因此,改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个部门已经实现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手段,而另一个(相关)部门可能仍然处于计划体制之下的情况,即使对于同一种商品也可能会同时存在着两种价格——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双轨制”。当“旧双轨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新双轨制”又接踵而来。在“新双轨制”下,具有双轨特点的不是普通商品的价格,而是各种生产素的价格,比如土地价格,公共权力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钟伟,25)。 
  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距离“新古典市场”仍然比较远,长期以来,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致力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忽视可持续发展。当缺乏发展内容的增长的成本越来越高,当持续增长伴随着不可持续发展遇到外部冲击时,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受到质疑,积累多年的弊端开始显现,产业转型才开始逐步启动,可持续发展才逐渐从口号走向行动。 
  三、 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框架 
  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就是将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改变将发展仅仅视为经济问题的思考模式,实现多个社会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而这启发我们应当积极探索跨学科方法,同时关注人们的价值观因素的变化。 
  1. 跨学科方法。既然可持续发展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那么就应该借鉴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用跨学科的范式来进行思考。 
  任何学科、任何理论都是对整体——世界——的某种局部现象和问题的分析,但世界是由自然、社会和个体的人组成的一个整体,仅仅凭借单个学科或单个理论来解释现象,而跨学科的范式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这主依赖于跨学科方法的两种特点(1)对共同问题的关注。跨学科方法更多地是基于共同的问题,而不是共同的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却可以基于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实现融合和相互借鉴;(2)研究的互补性。单独的学科或理论不断专业化的过程限制了其解释能力和解释的广度,但正是专业化使得不同学科和理论的研究成果不同,而对共同问题的关注则使得这些成果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从技术、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多个角度全方位透视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原因,借鉴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策略。 
  从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来看,不仅面临着促进学科内部融合的任务,而且也同其他学科建立起更多的横向联系。经济学家最早重视分工作用,但也更应该警惕过度分工的后果。尤其是对于转型社会来说,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处于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分析方法并不适用。因此,考虑到过度专业化的代价以及中国的转型背景,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都需一个跨学科的范式,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分工与专业化。
        2. 重视价值观因素的作用。在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加入对价值观的分析,主体现在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上 
  (1)掌握价值观现状和动态变化情况。比如,良好的生存环境是绝大多数社会群体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但环境保护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在作出决策时,人们可能会更加偏好以牺牲环境的方式换取经济增长。如表2所示,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相关数据,在199年~212年间,中国民众认为“更好的城乡环境”是国家未来1年最重目标的比重出现了显著的波动,27年金融危机给中国也带来了重影响,出口迅速下滑,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从两位数下降为一位数,并进一步下降为7%左右,伴随着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衰落,民众更加看重经济增长目标,对环境的关注度则出现了显著下降。 
  (2)分析价值观、主流观念如何塑造了政策和制度,进而如何影响了经济增长。比如,长期以来,政府政策偏向物质主义价值观取向,同时官员个人的追求也没有脱离物质主义价值观,升迁意味着更多的荣誉、更高的政治地位、更多的回馈支持者的资源等等。与此同时,官员以及官员制定的政策对后物质主义的追求则居于次地位,对环境、教育、道德、文化的追求即便不能服务于经济目标,但也不能阻碍经济目标的实现,因此,高速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物质资本的积累,但社会资本的积累却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发展便成为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 陈晓华,刘慧.素价格扭曲、外需疲软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动态演进J.财经研究,214,4(7). 
  2 郝枫,赵慧卿.中国市场价格扭曲测度1952-25J.统计研究,21,27(6)33-39. 
  3 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15,(1)5-18. 
  4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1,1(4)1-32. 
  5 祁毓.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之谜研究——基于1992-27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1,(16)75-98. 
  6 盛仕斌,徐海.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1999,(5)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