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深化与知识失业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渐渐成为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由于其不成熟的经验和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其在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包括教育深化、知识失业等尴尬的社会现实——也愈发凸显,并反之制约着经济发展。 
  一、理论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从而形成过多的劳动力,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采取的最好的经济发展方式为发展小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但这样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结构主义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等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是把技术中性作为假设前提——即固定的资本-产出比例,因而在需针对劳动上技术进步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定适合。所以在抽象了许多实际情况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中,部分理论背离现实的状况使得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分析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程度上的争议,但无论这些争议如何,因素之一的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都是不可否定的。 
  撇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的正效应,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下,教育在发展中国家主导致两个负效应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具体地说,教育深化是指由于求职者供过于求,现代部门就倾向于雇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去做原来由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做的工作1;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用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拒雇用单位的大门之外,甚至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2。 
  发展经济学家根据教育在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得出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中社会成本和收益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状况,即教育带来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差额高于个人成本和收益的差额,显然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对经济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托达罗在他的模式中也对这两个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政府对中等和高等教育事业的过分投资,结果变成了对闲置人力资源的投资3”。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这两个现象确实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出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但是也不可否认仍然有许多企业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对高素质人才的极度需求。这种劳动力供求双方的矛盾情况正是对教育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矛盾的表现,也正反映出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教育投资的两种解释的矛盾。因此笔者在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起因及影响的问题上进行如下的分析。 
  二、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原因及影响 
  (一)教育的收益和参与教育的人口 
  首先,笔者用图1表示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和参与教育的人口的关系(横轴表示参与教育的人口,纵轴表示教育的收益),并假定同一程度的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教育水平固定时,教育所带来的个人收入也固定。当没有人参与教育时,很明显教育的收益为零。当参与教育的人口很少时,由于教育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以及教育的收益等于教育的收入与教育的成本差额,即收益=收入-成本,因此这时的收益在教育成本很大的情况下而较小。当这一人口的数目逐渐增加时,由于上述教育的规模效益使得教育的成本开始边际递减地减少,从而导致教育的收益开始边际递减地增加,直到达到教育收益的最高点。在该点意味着参与教育的人口得到了最好的收益,因此人力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即参与教育的人得到了与他们接受的教育相符合的职位。当该人口数目继续增加时,由于过量的同一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力的工资下降;同时过多的受教育的人口,又使得教学效率和质量降低,从而达到与先前相同的劳动力质量水平,需花费更多的成本。由此可知,此时的教育的收益因为教育收入的下降和成本上的一定增加而不断减少,且降幅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对应于图1的阴影部分)。根据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定义,图1中阴影部分表示的区域正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发生的区域。 
  (二)关于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具体分析 
  笔者用图2表示就业机会与学历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分析教育深化的原因。图中,横轴表示年龄,纵轴表示就业机会。因为就业机会的多少和就业概率成正比,即当就业机会多时,获得工作的概率也就大,反之则小,因此笔者在这里假定就业机会等同于就业概率。且图中的细线标识的曲线代表低学历的劳动者随年龄增长的就业机会的变化,粗线标识的曲线代表高学历的劳动者随年龄增长的就业机会的变化。 
  现在对图2中的字母所代表的意义进行假设和分析。A1表示低学历劳动者平均的工作年龄,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这里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学历处于初等教育以下的水平。由于低学历的劳动者在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参与就业,且在低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龄的时刻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而在这个平均就业年龄之前和之后,他们的就业机会都是下降的。因为在原点代表的劳动者年龄为零时,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为零。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加,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即就业机会呈现边际递增的增加,直至达到低学历劳动者的最大需求处(A1),接着由于工厂对这部分劳动者的需求主还来自于对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经验的求(这里不存在对知识的过分求),因此直到这时的就业劳动是不会失业的,从而占据了一定分量的就业机会,导致在A1和A2年龄之间的低学历劳动者随着劳动数量的增加所能获得的就业机会只减不增。A2表示高学历劳动者平均毕业时间。此时高学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迅速占据一部分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于是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代表低学历劳动者就业机会的细曲线迅速下降,而下降部分(P0-P1)与代表高学历劳动者就业机会的粗曲线上升的部分(P2)相等。同理,高学历劳动者在其的平均工作年龄的时刻(A3)就业机会达到最大值,在此之后,由于就业机会对于年龄存在求的限度,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机会会自然下降。因为低学历劳动者从事的基本为体力劳动,且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丧失就业机会的时间(这里可以认为是退休时间)会比高学历劳动者更早;而高学历劳动者在年龄增加时仍存在部分特殊行业的需求,比如高校教授等,使其丧失就业机会(退休)的时间更加延长。以上就是对图中两条曲线的现实解释。
  接着我们从微观角度用教育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图2进行解释。根据上文,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的收益=教育的收入-教育的成本。其中,教育的成本指的就是耗费在教育上的投资和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而这个投资可以看成是一个固定的值(I)——且按照笔者的观点,这个固定的投资是合意的或低于合意的水平,并非过度投资;机会成本就是未受教育时可以得到的收入。由于我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个人在初等教育上的投资可以接近于零,再根据上文的低学历劳动者平均水平处于初等教育以下的定义,教育的机会成本就等于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与收入的乘积(教育的机会成本=低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平均收入),需注意的是这里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的,因此采用的是平均上的概念,特别对收入的定义为全部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这个平均的收入水平很明显是个固定的数值,则它与某一年龄的数值可以有最近似的整数的倍数,假设这个倍数为n,这一年龄为A2,所以教育的机会成本就是图2中阴影S的面积的n倍,即,教育的成本C=S*n+I,也就是C/n=S+I/n,其中I、n为固定常数。同理,教育的收入是受教育后的就业概率与平均收入的乘积,即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与平均收入的乘积(教育的收入=高学历劳动者的就业概率*平均收入)。 
  假设高学历劳动者是理智的,那么当受教育的劳动者,即高学历劳动者得到的教育收益为零时,就是他们就业机会最大的时刻。因为如果教育收益为正,则存在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意味着他们的就业机会仍有上升空间;如果教育收益为负,就算存在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高学历劳动者也不会选择。因此,在教育收益为零时,教育的收入就是图2中阴影R的面积的n倍,即教育的收入L=R*n,也就是L/n=R,此时的毕业时间就是最优的毕业时间。由上文知,此时教育收入等于教育成本,即C/n=L/n,也就是S+I/n=R,其中I/n为一个常数。到这里为止,我们得到了关于图中两个阴影面积的关系式,而它们之间的分界线A2代表的就是最优的毕业时间。 
  根据以上解释,我们用图2来分析在过度投资教育的因素之外,造成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原因。现在我们把A2向右移动到M1的位置,也就是把毕业时间从最优的A2延长到M1,但是由于受到退休年龄的限制,使得在就业机会最大时的年龄的变动不大,并且该变动一定小于毕业时间的推后带来的时间变动,所以这时我们可以认为A3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改变使得阴影S的面积增大,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增加,此时即使达到了就业机会最大的位置,其代表的教育收益也为负值,这就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投资中社会成本和收益(为负值)与个人成本和收益不一致的状况。在这里需再次指明,社会收益的负值来源于对平均状况的分析,而个人收益是对具体个体的分析。这种负值在等式中表现为成本大于收入,但是现实中却可以映射出接受更高教育的劳动者从事只需低技术就可以完成的职业,即教育深化。接着,考虑到更极端的状况,当我们把A2延长到M2的时候,不仅仅是社会收益的严重不足,更是使高学历劳动者错过了取得最大就业机会的时机,必然造成高学历劳动者的失业且失业增加,这就产生了知识失业。因此,处于A2和A3之间的毕业时间导致了教育深化;处于A3之后的毕业时间导致了知识失业。换一种更直观的说法来总结以上分析就是受教育的时间过长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重原因。 
  三、相应的解决对策 
  从现实角度来看,把受教育的时间的长短作为造成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一个重原因也是极符合事实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中,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我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激励毕业生延长毕业时间,以减少即期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比如高等教育扩招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正面的,但是并没有考虑到我国教育的现实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认为受教育时间越长,积累的知识越多,越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即人力资本的增加。这也正是政府的政策引导的结果,于是出现了被托达罗称为“过度”了的投资。 
  但是若这种投资是过度的且教育是适当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产生了等同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人才。然而现实情况反映出来的是,即使发展中国家拥有众多的高学历劳动者,但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乃至站在国际先进技术前沿的知识人才比于发达国家是少之又少,就算有绝对数上的优势,也完全不存在相对数上的优势。这显然足以证实投资过度一说是错误的,不然社会上如何会在知识失业的同时,又存在着众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的行业。 
  教育的普及,比如大学本科的大众化,甚至是研究生的大众化,只能在一个方面上表明政府的投资导致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但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这同时导致受教育的人质量变高。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高学历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性和适用性,却没有意识到普及的后果就是在无形中产生了高等知识低等化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和需求,满足平均程度的受教育能力,教育者们会在社会舆论力之下,不断降低教育难度,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效益,他们更可能会越来越把更深更难的知识转移到更高的学历上,导致与从前同等教育程度的教育时间的延长,我们可以生动地把这种现象称为教育层面上的通货膨胀。同时为了获得与从前同等知识的人们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教育上。而且,当受教育时间长于最优的受教育时间时,由于政策的激励——社会负担的投资大于个人负担的投资,如果把教育产品当成一种消费品,那么人们对此的偏好自然是越多越好,这就导致了人们也乐意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即使这样的教育对于他们已经不是最合意的了(但此时的社会满足感依然在升高)——这是政府的导向又加剧的社会趋势。 
  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如上表显示的2004~2012年度的数据可看出,近九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毕业生流出的趋势。虽然“职工技术培训学校(机构)”这一栏表明的职工技术培训学校的毕业人数有些许上升(2012比2004上升18.8个百分点),但是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总体上毕业生人数是呈负增长态势(2012比2004下降21.9个百分点);同时,在基本无反弹趋势的情况下,小学、初中的毕业生人数分别以2012比2004下降23.1个百分点和2012比2004下降20个百分点的数字呈现下降趋势;相比之下,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显著上升——包括研究生2012比2004上升约222.6个百分点,本科生2012比2004上升约161.3百分点,且没有任何反弹现象。
  在以上的数据变化中,普通高等教育、高中、初中、小学的毕业生人数变化是符合教育发展趋势的,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剧减,高中、普通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正是教育投资的增加、教育门槛降低、人们教育意识增强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众多教育发展的正常状态下,职业技术培训的后退却不是教育发展正常的现象。虽然职工技术培训有所增加,可是职工技术培训多属于上岗后的工人再教育的过程,它对于职业技术培训的毕业生的就业增加并没有影响,这是企业或个人的投资。职业技术培训的毕业人数下降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在人们的教育意识中,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并不是最优选择,对其的评级过低使得人们都往高等教育扎堆,而忽视了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真正潜力,使其没有办法继续发展。虽然在2007年有小幅的上升度,可是由于其反映择校学生行为的滞后性,这个上升度也只能反映更早以前的状态,而近几年的趋势依然不会有较大改变。最后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了教育时间更长的普通高等教育,越来越少的学生进入教育时间短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因此,解决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问题,应该考虑到受教育时间的问题。其本质在于改变人们的受教育时间的观念,这就需转化政府的激励导向。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教育都是接受的时间越长越好,政府应当在提早就业的问题上进行激励和推广,让适合早就业的人群缩短受教育的时间,在最优的毕业时间毕业,从而得到最优的劳动力配置,带来经济的发展。教育应该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而不是普遍的统一阶层。 
  四、教育的合意度 
  在以上的分析,笔者假设教育是合意的,但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的评判标准。现在笔者对教育的合意度进行一定的模式分析,即教育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针对这一效应笔者用图3和图4来进行说明。 
  首先对图3中的曲线进行必的假设分析。其中,图中的横轴表示教育增长率,纵轴表示经济增长率。 
  由经验知,教育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是呈正比的关系,在最合意的情况下教育增长率应该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增加而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一正比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关于教育增长率的函数的斜率为一个正的常数,假设这个常数为k,因此在排除其他因素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效应后,于图3中表现为斜率为k的曲线E,这是经济增长率随教育增长率变化的合意曲线。根据初始情况的不同,有两种情况需我们进行考虑,即初始时期教育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和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的情况。为了方便分析,假设合意情况下的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和教育增长率在原点,即为零值。 
  当初始时期教育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时,如图中L1曲线所示,教育增长率为了赶上经济增长率必须增加,但是由此导致教育投资增加,即教育成本增加,使得教育收益减少,而经济增长率中包含有教育增长率的效应(之前假设了它们之间正的线性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率表现出边际递减的增长方式。因为曲线E的合意性,使得教育增长率赶上经济增长率时也是出于合意的状态,所以曲线L1在最高点与曲线E相交。如果使教育增长率尽快赶上经济增长率(如图2的曲线L2所示),按照取得曲线L1的方式得到了教育增长率追赶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率曲线L2,此时的曲线L2比L1在每一点上有更小的斜率,意味着教育成本更大程度的增加,即投资上更大程度的增加。也就是为了增加教育增长率的增长速度使其能快速赶上相应的经济增长,需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上文分析知,在合意曲线E上,教育的收益为零,即教育的收入等于教育的成本。因此一旦曲线L1超过了合意曲线E而继续延伸时,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意味着其中对教育的投资的增加,教育的成本会超过教育收入,使得教育收益为负值,并且在图上反映出教育增长率增加而经济增长率减少的情况,这对于教育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此时教育的继续增长不会有任何前景,因此属于不合意的范围,用虚线表示。所以图4就是在上文第二部分对图2的分析中未说明的A1与A2之间的情况分析,此时不存在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必须对教育进行投资,使就业机会达到最优,即劳动力的配置达到合意的程度。 
  当初始时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时,存在三种情况。情况一如曲线BH所示,对于BH的形状分析与对L1的形状分析相同,只是这里不需借助经济增长率的曲线来反映教育增长率的变化,而是由曲线BH直接反映教育增长率的变化由于投资增加造成的收益减少使得教育增长率有着边际递减的变化。但现在的图形反映的事实是,即使在初期经济增长率小于教育增长率时,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减少对教育的投资,同时的经济增长率的快速提高也掩盖了教育增长率中带来的负效应——也就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这部分负效应在图中表示的范围为曲线BH的右侧顶点与C点所在直线的垂直距离,而真正为经济增长率起作用的是线段BC的大小所代表的部分。正因为存在多于线段BC部分的折回的负效应,所以托达罗等西方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模式中认为是过度投资导致了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时对教育的投资影响的是教育的增长率,而不是教育的增长,因此无论初始的教育水平是高是低,只教育增长率中出现了投资导致的增长率减少都可以得出过度投资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教育增长的基数都很低的情况下,尽管增长率的增加是减少的,但对于经济增长的数值仍然是增加的效应。所以因为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得出的过度投资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同理得到曲线DI和曲线GJ,它们与曲线BH的差别仅在于初期时教育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差额的大小。其中,教育增长率曲线从右侧顶点折回到终点(I、J)的距离就是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的负效应。曲线DI中的负效应使得教育增长率不变。当教育增长率更加大于经济增长率时,曲线GJ中的负效应使得教育增长率减少,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是极小的,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线段FG间的投资是无意义的,这时就出现了过度投资。
  现在让我们对图3中的图形进行极端的扩展。首先考虑曲线BH在H点之后的延长线的意义。由于教育增长率会在边际递减的作用下继续减少,而经济增长率却会继续增加,在同时合意曲线E之后的范围意味着教育收益为负,所以得出即使在教育收益为负的时候经济依然增长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教育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或者效应为负,这就与最初的假定相矛盾,因此点H之后的曲线属于无意义的范围,用虚线表示。其次,图3中显示的垂直的弧线是在投资变化不变的情况下分析的三种状态,而当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时,弧线的弧度会增加,在极大的投资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这条弧线与合意曲线E没有交点,但把极大的投资投入教育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不符合实际,因此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而当投资变得很小的时候,弧线的弧度会减少,甚至趋近于一条直线,此时的弧线和合意曲线E相交则需极大的教育增长率。这也从一方面表明,在对教育投资很少的发展中地区,教育的基数也很小,只稍微增加一点对教育的投资就能带来很大的经济和教育增长率。总之我们可以明确的是,不论初期教育和经济的增长率大小如何,它们的终点必将回归到合意的曲线E上,使得教育对经济的效应达到最优,而此时的教育水平就是合意的。 
  五、小结 
  以上都是针对于教育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现实中存在的高素质劳动力缺乏的矛盾的分析,笔者主把重心放在了教育合意和教育时间的评议上,通过调整投资来影响教育合意度,改变人们观念来调整教育时间。当然教育合意度在现实情况中不仅仅取决于投资,在上文中笔者假定教育的收入固定,用投资来影响教育的成本。而现实情况是教育带来的收入因人而异,教育的成本也会因不同人的收入差异而发生变化。但是投资是在教育合意度中相对比较好控制的一环,且总存在于教育合意度的评判过程中,因此用投资来调整教育合意度的方式仍然是有效的,而衡量教育合意度就考虑到投资、收入、就业机会等复杂因素了。 
  对于知识失业的解决方式当然不止于对教育时间的缩短,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只重视正规教育,而应当以同等的甚至更大的注意力去发展非正规教育(包括在职训练、职前训练、农业推广、成人识字、电视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基本技能短期训练等等);还有调整高素质人才的流动,使之从高度集中的地区分散到对其需求大的非集中地,这也需对一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加大改善的努力。 
  其中,改善人们的传统观念依然是十分重的一环。即使发展了非正规教育,被企业接受的一般只是企业内部举办的或在外部有相关认可的非正规教育,锁定的范围已经是就业的劳动者,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的非正规教育并不被企业和工厂所接受,这主还是来源于观念上对这些非正规教育的不认同。但是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为了迎合社会需,非正规教育在缩短教育时间上是有效率且有质量的,这却是被重视的正规教育所不及的。对于可以极大发展一国经济的高素质人才,在正规教育上缩短教育时间就意味着阻止教育退化,把对教育的投资切实用到提高教育质量而非仅仅是数量的环节上。因为教育的可获得性是远远大于其他一切资本设备的,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迅速达到同发达国家接轨的水平,除开外国援助这样减少成本的因素,在教育的成本的投资上,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但从1972年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培养人才上耗费的成本的比较上看,同等的人才水平美国需8.83亿美元的教育经费,而发展中国家需3.20亿美元,这个差距即使排开援助的效果也是很高的,教育占发展中国家的GDP比例普遍低下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这一差距。这种排除了量的影响而反应质的差额,正是对发展中国家提高教育质量的求,也是缩短教育时间所反应的政策意义。这就需改变人们观念的作用,因为教育质量的退化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这种观念上对于教育时间的幻觉,而人们正是通过对于学历来考察他人教育时间的绝对量上的长短的。 
  总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是多方面的,我们将其带来的正效应发挥到最大,并尽量减少负效应的产生。这就需把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同时联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才能够作出合理分析,提出合理的建议政策。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8,81,81,103. 
  2平狄克.微观经济学(第五版)M.经济科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3田祖荫,武娜.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C.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2). 
  4郑富兴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目的问题C.外国教育研究,2007(5). 
  5张本飞托达罗模型与中国“知识失业”C.生产力研究,2009(13).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 
  作者简介徐淑丹(1990-),女,中央财经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徐建兵(1964-),男,福建华电邵武发电有限公司,高级文化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